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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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11年11月16日-1912年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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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 | 宣統帝(溥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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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 慶親王奕劻 |
繼任 | 民國創建,清朝覆滅 |
任期 1912年2月15日-1913年10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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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 | 黎元洪 |
前任 | 孫中山 |
繼任 | 被國會選為正式的中華民國大總統 |
任期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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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 | 黎元洪 |
前任 | 臨時大總統 |
繼任 | 准备实施君主立宪,称帝 |
任期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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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 陸徵祥 |
前任 | 帝國創建 |
繼任 | 民國恢復,頭銜廢止 |
任期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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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 徐世昌 → 段祺瑞 |
副總統 | 黎元洪 |
前任 | 民國恢復,重任大總統 |
繼任 | 黎元洪 |
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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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859年9月16日 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 |
逝世 | 1916年6月6日(56歲) 中華民國京兆地方 |
政黨 | 北洋軍閥、共和黨 |
信仰 | 儒教 |
簽名 |
袁世凯 | |||||||||||
简化字 | 袁世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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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 | 袁世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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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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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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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號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今项城市)袁张营村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領袖[1],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漢族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2],被称为中国近代陆军之父[3],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4],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5]。曾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中華民國大總統等职。
袁世凱出身官宦家族,於清末投身行伍,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6],回国组建新军,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新政[7],自道員、巡撫、總督累升,至入值軍機處,甚至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大清帝国的直接终结者,他用和平手段劝使大清皇帝逊位,临朝称制的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全权组建临时政府[8],中華民國因而得以真正成立[5],并完整继承晚清版图。
當選为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后,袁世凯延续自己在前朝当政时的改革思想,发展民族实体经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在赣宁之乱和廿一條事件后,伴随着政局和社会乱象[註 1],质疑共和立宪的声音甚嚣尘上。相较于落伍的君主專制及在中国踉跄而行的共和立宪,部分列強当时施行的君主立宪[註 2]被认为对拥有千年君主历史的中国地區更为有利,袁接受推戴后,着手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華帝國,但在日本及反袁势力(蔡鍔、中華革命黨、梁啟超等)的摧挫中以失败告终[9]。袁於1916年6月6日逝世,葬于河南安阳洹水北岸袁林[10]。
袁世凱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於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項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的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凱自幼過繼给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复隨堂叔袁保恆至燕京念书。1876年秋,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1878年袁保恒去世,返回项城,移住陈州,与当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结交,拜为金兰。1879年秋,再次乡试不中,遂棄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1882年,袁世凱23歲時,藩屬國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變奪權;親清廷的朝鮮事大黨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前往協助。吳長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要袁世凱將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擄後,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駐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式陸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鲜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揮军队擊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1]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12]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緊張,朝鲜国王向清國借兵鎮壓,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清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清日甲午战争。[13]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场,袁世凱奉命隨軍撤退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凯負責督練新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14]袁世凯開始了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天津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为清末陸軍主力。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14]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普鲁士风格曲调的《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5]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速度,对中国地區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4]
戊戌变法因戊戌政變而失敗,对于1898年发生的戊戌政變,袁世凯是否向榮祿告密,存在不同说法。光緒帝重用的維新派人物寄望於袁世凯的新軍,9月18日(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访法华寺,面勸袁世凱兵變,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頤和園,控制燕京政局。但忠於慈禧太后的榮祿曾有恩于袁世凯[註 3],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回天津后將譚嗣同的想法告訴了保守派势力榮祿(时任直隶总督),榮祿连夜赶到北京将情况告诉慈禧太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緒帝遭軟禁。但这种观点有许多破绽。
近代根据史料记载,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16]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全面掌握政权。假如袁世凯真有告密行为,那么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慈禧的人,可谓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16]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在凌晨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凌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16]再者,根据清宫档案《知会簿》军机大臣命令军机章京值班情况看,袁世凯回天津之前,保守派已经采取了行动,可见政变非袁世凯回天津主动报告引起。[17]其实,1898年6月11日后,慈禧就为发动政变做准备,包括一系列孤立、监视光绪皇帝的行为[註 4]。[18]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責為族滅的叛國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16]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能否成功仍有爭議,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七千人新军战力,并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九万人部队。
義和團在山東的排教行為,引起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應,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19]、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20]、代理营务的徐世昌[21]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22],实则是遏制德军。[23]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列強入侵清國,嚴重影響治下中國人生計,導致反抗出現,进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强宣戰,进行扩張的出師之名。对此局势,毓贤无力驾驭,只因懼怕洋人,所以煽动民眾鬧事。[24]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25],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為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发,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间,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兴办学校、督辦新軍、发展实业、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后来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區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為中国地區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898年政治改革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几年后,立宪声浪风生水起,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领导这次政治改革的人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26]1907年丁未黨爭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因而袁世凱與張之洞替補調入朝廷,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但同時也讓他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地區第一支新式警察隊伍,及中国地區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於天津;同時,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升任攝政王後,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於是解除袁的职务,知道形勢不利,袁決定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在此期間,袁韜光養晦,隐居時仍關心政事。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後相繼有多個省宣布獨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註 5]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國知道清國國內,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軍,於是命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廕昌無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內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27]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28]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28]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佈解散滿人皇族內閣,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註 6]。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27]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28]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選出孙中山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30]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27]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政府,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室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凯指使奕匡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1月16日袁世凱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31]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註 7]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27]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7]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孙中山还以出让中国利益的方式企图向日本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如願。[27]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終如愿以偿。[27]最终在袁世凯亲信的继续逼宫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優待條件,幼帝溥儀退位,清朝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統治宣告終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在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还位[28]给袁世凯,并于2月14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參議院发贺电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袁)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2月18日,八旗全体上函袁世凯称“北方人士既推(袁)公为中国华盛顿第一,南方君子复许公为世界华盛顿第二,实为中国全体人民所同钦仰之铁证”。[32]
袁世凱履行約定迫使清帝退位後南京临时政府不願交出实权,遂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责任內閣制[註 8],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希圖架空袁世凱,并规定大總統到南京就職。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34]2月29日,北京兵變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获得多数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在没有证据前提下,孙中山指称袁世凯授意暗殺,袁世凯在5月3日的政府公文中表示,宋案应候司法机关裁决。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无恙,刚转进陈其美老部队改编的军营中,[35]还未仔细审讯,就离奇死亡。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但提倡“五权宪法”的孙中山却越过司法途径,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坚持诉诸武力,以造反的方式(史称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惨遭失敗后流亡日本。[36]對此,袁世凯于1913年7月22日发表《中央困难情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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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國會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規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爲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37]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據警备司令官查获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钧與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來往勾結之實,遂發佈《解散國民黨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內中指出: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凱指出内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后捲公款而逃,并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责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東膠州灣和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主導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39]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际,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條》)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39]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40][41]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42]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43]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42]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凯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註 10],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45]近年来一些新的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倍感压力,袁世凯政府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存一份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註 11][48](以日本久保田文次教授提出該盟約為偽造[49],國內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和王耿雄[50][51]學者、台灣陳在俊[52]等人質疑該盟約為日本方面偽造)。該盟約甚至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53]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
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
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54]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憲法顧問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與君主論》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55]。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註 2]。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註 12]之稱的楊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籌安會,发文支持施行君憲。楊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56]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55]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偽造《順天時報》[註 13],營造日本支持袁稱帝的氛圍。[58]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55]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55]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書,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60]:1416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59],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此后,中華帝國进入筹备阶段[62]:7,欲改年號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舉行护国运动,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63]原令如下: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討袁(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背后却筹备讨袁),蔡锷这种表里不一的背叛行为亦遭人质疑。[63]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勝負。與此同時,中華革命黨和日本帝国也趁機活動,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註 14][9]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註 15]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註 16]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註 17],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66]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64]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64]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64]。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64]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1]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10]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餘萬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銀元建成,[10]陵墓被稱为「袁林」,佔地近130畝。[67]
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68]汉族出身的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满清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倫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中说: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聖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另外,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春节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71]
1903年起,袁世凱开始着手中國軍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軍教官,创办警、步、馬、砲、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72]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73]義和團運動爆發后,在山東的袁世凱與兩廣的李鴻章、湖廣的張之洞,兩江的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74]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75]
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76]
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77]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78]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和堅持下,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79],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58]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58]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80]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81]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满清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5]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82]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并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83]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72]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84]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85]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86]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註 18]。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87]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88]
袁世凯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八个孙子、三十一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九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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